德國：可能將實施最低薪資
德國的經濟堪稱是歐洲最強，但德國最貧窮的一群卻感受不到，沒有「最低薪資」被認為是主因。
「如果沒有我先生，靠著這份工作，我肯定無法生存」Antonie D'Elia 在一家乾洗店工作，這家店位在柏林最熱鬧的 Friedrichstarsse 地鐵站，「但有時，我會想這可能是我自己的錯，太年輕就生孩子，沒有接受更高的教育。」一位在亞歷山大廣場賣香腸的中年婦女，也向鏡報透漏，自己很難負擔生活開銷，「當付完房租和帳單，幾乎沒有多少錢留到月底。」
德國經濟研究機構（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，DIW），把她們歸為低薪的一群，只要時薪低於一般時薪（9.62歐元）的三分之二，即屬於這個群組。每五個德國人，就有一個符合，其中三分之二是女人。
不同於其他歐洲國家，德國沒有國家性的最低薪資，而是保證國民一個「最低的生活水準」，也就是說，確保每一個人有足夠的金錢能夠生活，是政府而不是雇主。這樣的政策原本是為了提供雇主更多的彈性，並確保德國的低失業率。但許多人認為，這樣的作法只是在幫助惡劣的雇用環境。
社會不平等擴大
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機構（DIW）去年的研究，從 2005 年至 2010 年，所有德國人的薪資降低，但不包含前百分之十的高所得者。這樣的情況對低所得者，影響最大：低薪勞工需花很大一部分所得，在強制的健康保險，而年收入高達4.6萬歐元的人，不需要為健保付特別的高價。一個年賺15萬歐元的資深工程師，只需要花6.6%的所得在「社會安全支出」，而一個勞工則需付出 20.7%。
在德國，一個強調繁榮屬於所有人的國家，這樣的薪資不對等導致德國社會的不公。即使德國的景氣好轉：失業率僅 7.2%，經濟人雜誌去年還以一篇文章「安琪拉（梅克爾）夢遊仙境」（Angela in Wunderland），慶祝德國的經濟發展，但百萬名的低薪勞工感受不到，對他們而言，對德國經濟的讚許，和夢遊仙境一樣不真實。
來自工會 Ver.di 的 Wolfgang Uellenberg 表示，工會大約有一百萬人具有國家補助的資格，因為他的所得被認為不夠生存，但無法取得確切的數字。一大部分領取政府補助的低收入者，有全職工作。其他部分的人則有臨時工作，這些臨時工作，原先是設計來幫助取得穩定工作。但根據 Uellenberg 的了解，三分之一擁有臨時工作的人維持同樣的工作九個月，他們的工作內容通常和正職人員一樣，但薪資卻比較低。除此之外，當員工聯合向雇主要求公平的薪資時，臨時工往往被排除。「政府在幫助劣質的雇主」，Uellenberg 說。
轉移的競爭力
更複雜的是，國家性的最低薪資目前被 480 個「區域性」最低薪資所替代，Uellenberg 說。工會常需與特定企業協商最低薪資，一些人常以「最低薪資會降低競爭力」的說法，來否定反對國家最低薪資。Uellenberg 表示，這是「胡說」，「競爭力會轉移，更好的服務會變成重點，而不是廉價的勞工。」
確實，如果有全國性的最低薪資 8.5 歐，25% 的女性員工和 15% 的男性員工會立即受惠。乾洗店員工 Antonie D'Elia 不為低薪資責怪老闆，「他也許能夠負擔加薪，但同時他也可能無法開賓士。」她移動到有價目表的櫃檯，一件襯衫送洗和燙平只需要一歐元，「這件襯衫要送到中心處理，如果你考慮電價和房租，會發現錢有多難賺。」即使沒什麼錢，D'Elia 絕不申請國家福利補助，「我會做任何事情去避免 Hartz IV（德國正負針對失業人口實施的救濟、培訓、幫助再就業的方案）。」她說，「我寧願一週打掃60個小時，也不要走到那樣的境地，他們會過問你生活的所有細節。」
工作改革
政治人物似乎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，來自基督教民主聯盟（CDU，梅克爾的政黨）和基督教社會聯盟（CSU，CDU 的巴伐利亞姊妹黨）的社會公平政策，包含一個通用的最低薪資政策，以及臨時員工狀況的改善。這個政策預計在今年春天公布（現在不是春天？）。而梅克爾的勞工部長 Ursula von der Leyen，則必須和雇主協調，在這個夏天讓臨時員工擁有和長期員工有相當的薪資。
這樣的改革受到柏林低薪員工的歡迎。在亞歷山大廣場香腸攤的對面，一位在麵包店工作，名為 Dommach 的年輕人表示，「我賺得夠嗎？哈，不！」但他是否曾經和老闆要求加薪？「我有，」Dommach 笑了笑說，「他說不。」乾洗店員 D'Elia 也曾在麵包店工作，「我每天做上百個三明治，而有時我會停下工作，想著：在過去的一個小時，我賺的錢還不夠買一個。」
圖片和文字來源：http://www.spiegel.de/international/germany/low-paid-workers-struggle-despite-germany-s-booming-economy-a-83272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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